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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声VI（1）山西官员吕日周的改革

Original 园地耕耘者一枚园地6 2021-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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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家吕日周

朱紫鼎｜文

一、三晋先贤

山西为古晋地，简称“晋”，又称“三晋”，亦称“河东”。

山西总体自然条件不好，经济比较落后，但地理位置重要，开发历史很早，人文底子颇厚，历史上多出卓绝奇伟、仁君贤豪，单就政军两界能信手拈来的人物就有不少。

传说中的远古圣君尧舜二帝据说都是山西人。尧都平阳（今山西省临汾），舜都蒲阪(今山西省永济)。

春秋时晋国名臣介子推，东周晋国夏县人（今山西省夏县，夏县属运城）。介子推“割股奉君”典故中的晋文公重耳（东周晋国曲沃人，今山西省曲沃县）。

西汉时征服匈奴的不世出名将卫青、霍去病，都是河东平阳人（今山西省临汾市）。

名震三国的“五虎上将”之首关羽，河东解州人（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

唐朝猛将薛仁贵，绛州龙门人（今山西省河津市）。武则天时名臣狄仁杰，并州太原人（今山西省太原市人；武则天是并州文水人，即今山西省文水县人）。晚唐柳宗元，河东永济人（今山西省永济市）。

北宋名相、反对“王安石变法”最烈者、《资治通鉴》撰者司马光，陕州夏县人（今山西省夏县）。

清初有“天下第一廉吏”之称的于成龙，山西永宁州人（今山西省方山县）。

晚清徐继畲，山西五台县人（今山西省定襄县）。徐继畲是道光、咸丰年间清朝名臣，曾坚定支持林则徐禁烟。他撰写的《瀛环志略》一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并称为当世奇书，被称为“百世言地球之指南”。徐继畲对美利坚开国领袖华盛顿和美国的民主制度极为推崇，是晚清屈指可数的“睁眼看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山西闻喜县人。杨深秀以清廷官员身份积极推动和参与“戊戌变法”。当慈禧太后扼杀变法并捕捉康有为、梁启超及囚禁光绪皇帝后，时“京师人人惊悚”，无人敢撄其锋，独杨深秀“抗疏诘问皇上被废之故，援引大义切陈国难，请西后撤帘归政”，为此触怒慈禧，遂被捕遇害。

三晋先贤们的精神是需要传承的。

二、原平升起的改革“新星”

当前中国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这句套话已经说了多年。至于怎么个关键法？庙堂和民间、左派和右派、红粉和公知、学者和大众、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有不同理解，但恰恰又都以改革为名。这种情况反映出：中国的改革处于一种扑溯迷离的状态。

面对此种形势，需要挖掘一下改革开放的历史精神和特别能体现这种精神的改革典型，或许能起到一种惊醒作用。这样的改革典型必然是敢于打破常态、特立独行、坚毅卓绝之人，其心胸格局和精神风貌不但异于芸芸大众，而且异于一般的改革者，具有那种非同寻常的改革者品质。

山西这个地方总体看自然条件不好，经济比较落后，但因为开发时间很早，人文底子颇厚，历史上出了不少特异独行、卓绝奇伟、大勇大仁之先贤。

时势易移，岁月侵蚀。有一位早已淡出人们视野的、土生土长的当代山西改革家，他传承和发扬了三晋先贤那种出类拔萃、大勇大仁之精神品格，凭借当时改革开放的东风，在其主政之地留下了一幕幕成效卓著的改革事迹。他就是曾经闻名全国的改革风云人物和先行者：吕日周。

吕日周，1945年生，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人。1969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曾当过大同齿轮厂工人、雁北地委农工部干事、村大队党总支书记。

1978年3月到山西省委农工部政策研究室工作。政策研究室的主要任务就是搞政策调研，因此要到全省各地基层跑。据说吕日周在此工作时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调研，最多一年下乡320天。

在省级机关从事调研工作的人一般眼界宽阔，文字能力强。加上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需要调研的课题很多，善于独立思考者会从调研中得到很多启迪。吕日周显然是这样的人，他在经过多年政策调研修炼后，于1983年被破格任命为原平县委书记（改革初期那几年从上到下形成一种不拘一格的用人氛围），空降原平，时年38岁。

1983年，原平县被确定为山西省唯一的“计划单列综合改革试点县”，据说吕日周在此当县委书记时跑遍了全县625个村子。他在县委书记任上的核心改革举措是：“搭台唱戏”。

“搭台唱戏”搅动了原平县在旧体制下按部就班讨生活的一锅死水。

“搭台唱戏”有“政府搭台、社会唱戏”、“干部搭台、群众唱戏”、“行业搭台、职工唱戏”、“集体搭台、农民唱戏”等几种解释。主要内容是在当时实行严格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搭建各种各样搞活经济的平台（如办集贸市场、开辟商品街，国营企业搞承包，出租门市、柜台、场地，农村集体将果园承包给农户等等，都属于搭台）。

以平台为载体或形式，破天荒地引导打破所有制、城乡、行政区划、干群等一系列旧有的界限，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组合，发展商品经济。

这和吕日周当时在原平推行的“泄库分流”实际是一体的。“泄库”就是泄党政机关“人浮于事、机构臃肿”之库，将党政机关富余或愿意投身商品经济的人员分流到经济实体。这项改革从1984年开始，几年间全县分流了300多人。

各个行业、各种形式的“搭台唱戏”冲破了当地的计划经济体制，催生了不少新的经济体，搞活了原平经济。

据当时针对吕日周改革的一篇先载于《山西日报》内参、后又发表于《农民日报》的调查报告说，开展“搭台唱戏”以来原平全县发展了3000多个经济实体。改革几年之后，原平县的工业利税总额等于所在忻州地区其它13个县的总和。

此外，吕日周在原平还推行了其他一些重要改革：推动人大行使选举权，将一些庸官、懒官选下去；实行政务公开，将县委、县政府的重要政务和重大决策公之于众，让民众监督批评；建立干群对话交流制度，改变以往干部对群众的“我讲你听”为相互问答、平等交流；率先开展城镇住房和公费医疗改革，原平县的公费医疗改革比全国提前十四年；对民众反映最强烈的民办教师转正、招聘干部实行公开化。

即使从今天看，吕日周当年在原平推动的一些改革也是相当超前的。

吕日周在原平推行的改革某种意义上也轰动了全国：据说当年全国各地20多个省市500多个县（区）近10万人涌向原平参观，当时汽油是计划供应，因为来参观的汽车太多，原平县没那么多汽油指标，吕日周只好出马求助山西省委书记援手。

原平改革也给吕日周个人带来极大的声誉：当年由柯云路创作、在文学界传播很广讴歌改革的小说及其电视剧《新星》中的主人翁——“李向南”，据说吕日周是其主要原型。

1984年7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李鹏到原平视察。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缘誉而来，谤亦随之。当年对吕日周原平改革的批评声也非常大，甚至盖过对他的赞誉。除过改革本身存在的问题外，还因为吕日周的改革措施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比如被人大选下去的一些官员，被分流出去的一些干部，对民办教师转正、招聘干部实行公开化，等等。

他曾被指令在忻州地委召开的千人干部大会上检讨“搭台唱戏”；忻州地委检查组的材料给他搞出“三顶帽子”和“七大问题”，其中一项得以落实就可将他拿下；他曾被指令在一个月内不得做其它工作，专就改革中的数十个问题写检查、说明、申辩材料；还曾被围攻、跟踪、盯梢。

据说吕日周在原平工作6年，上级先后派出检查组审查他6次500多天，第一次审查他的顶头上级忻州地委派出的审查人员就有100人。当时有的审查现在看来令人啼笑皆非：

检查组有人问吕日周：“有人反映你电话打得多，贪污了国家的钱。”

吕日周回答说：“家里没安电话。原平是改革试点县，电话就不可避免地打得多了点。你们规定改革试点县的县委书记应该打多少电话才合适？超出的我个人负责。”

检查组有人说：“你写了好多东西（吕日周是学者型官员，笔耕不辍，曾发表不少著作），用的都是公家的稿纸，算贪污。”

吕日周说：“还有灯光、墨水、糨糊，这些办公用品都是，光说一个稿纸还不够，要算一起算。”

一次忻州地委在原平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各县都要送会议代表当地土特产，原平县也每人送了一份，共花钱300多元，是吕日周用个人稿费支付的。忻州地委有人就此向检查组揭发吕日周：“这钱本来该县里出，吕日周个人却替县里出了，他就想当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吕日周对检查组说：“我这事从没有向上级汇报，又没登报，怎么就知道我要当焦裕禄式的干部呢？当焦裕禄式的干部错了吗？这事既然提出来了，算我犯错误，把钱退给我”。

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年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调研原平改革后，回到北京将吕日周被审查之事向他父母讲了。胡耀邦气愤地说：把他们赶走！吕日周却说：我们不赶他们，因为我们没有问题，他们最后自己会走。

胡德平告诉吕日周，他父亲在一次会议上念过吕日周写的一段话：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看人，到处是敌人；用派性的观点看人，到处是仇人；用发展生产的观点看人，到处是贤人。

对吕日周的审查终于惊动了当时的中共中央：1986年11月16日，中央派出了由中央组织部、中纪委和中直委办公室联合组成的调查组来原平县调查。

1987年1月9日，联合调查组给中央呈报了《对原平县问题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肯定了原平县的改革“有显著成绩”，澄清了地区一些人强加给吕日周的“七大问题”和“三顶帽子”，批评了忻州地委对原平县改革工作的干扰。总算才一锤定音。

笔者于1988年秋因公到原平县出差，有幸和当时还在任的吕日周共进午餐。他身材伟硕，阔面浓眉，地方口音较重，有那么一股气魄和气场。他在午餐时具体的说话内容记不清了，但感觉很善谈，有点口若悬河的气派，说话的感染力很强。

1988年底，吕日周被提拔任命为正在组建的朔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筹备组组长。

从1983年到1988年，他在原平县委书记任上干了6年。应该说，吕日周在原平的6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6年。可谓难得的天时。

当时中央先是胡耀邦任党的总书记，后是赵紫阳任党的总书记，1987年还召开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重大改革意义的十三大。整个中国向着政治开明社会清明的方向发展。

所以，吕日周在原平县推行的改革及其本人尽管曾遭到重重压力，但最终还是化险为夷获得比较圆满的结局。

三、黯然朔州

在朔州，吕日周就没有在原平那么幸运了。

1989年元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由原雁北地区划出朔县、平鲁县、山阴县，设立朔州市。1989年3月，吕日周任朔州市委副书记、朔州市长。

1989年元月7日，风雪雁门关。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吕日周从原平出发经雁门关到朔州赴任，住到同学为他事先租好的朔州市的一所民房中。

在朔州市长任上干了8个月即被免职，本来雄心勃勃要将朔州建设好的吕日周，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被免去市长职务？

上面说过，朔州市是刚组建的新地级市，当时只辖朔县、平鲁、山阴3县，是全省最小的地级市。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样要按地级市组建各种机构。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一次求之不得的升迁或就职良机，许多人正在为之殚精竭虑、跃跃欲试、搬门弄窗。

吕日周却不管不顾这些，提出以组建新市为契机推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他的初衷当然是好的：这个新地级市的干部人数尽量要少，机构配置尽量要轻，既能高效工作，又可减少社会供养公务员的负担。

他还上书省委，建议朔州市党政一把手由一人兼任，以便于统一领导。并主动声明自己不合适，可调更强的同志来。这些理念和做法势必会打消不少人的皇粮美梦，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吕日周到朔州市上任，正赶上临近1989年的春节。他提出变以往春节前干部的“旧五跑”为“新五跑”。

其中“旧五跑”是指：一跑家中年货、二跑领导家中（送礼）、三跑主管部门（拉近关系）、四跑孩子老师（又请又送）、五跑社会关系（拉帮结派）。

“新五跑”是指：一跑困难教师（兑现工资）、二跑困难职工（关心生活）、三跑困难农户（送温送暖）、四跑孤寡五保（送米面衣裳）、五跑驻地军队（拉近军政情谊）。

吕日周的“新五跑”得到市委领导班子的赞同，被确定为春节前朔州市三级干部的活动内容和行为准则。吕日周自己身体力行，在腊月的半个月内，跑了14个乡镇、36个行政村、19个企业和驻军，慰问了68名困难教师、83户困难农民、39户困难职工。

他的“新五跑”贴近了群众，却远离了领导和机关干部。一些领导干部过年收不到礼嘴上不说，但心里很不是滋味。普通机关干部对这种改变也不适应，有怨言，认为吕日周出风头，不近人情。

吕日周任市长的朔州市政府严厉规定：干部不许公车私用，不许用公车接送上下班。这条规定现在看没有什么，但在当时会引起各班子、各部门、各公用单位、各国营企业拥有公车的领导干部的极度反感。因为那时各级单位领导干部公车私用、公车接送上下班几乎是约定俗成。

因反感懒官庸官，吕日周还经常出去明察暗访，屡屡冲散一些部门和乡镇干部上班时间的麻将桌。人们背后称他是“黑脸市长”。

作为一市之长的吕日周，还常干一些好像不是他这个身份该干的“小事”，比如：上街帮发不了工资的国营鞋厂卖鞋；为许久领不到工资的民办教师催发工资；为治理盗贼猖獗在街上抓小偷；帮助祖辈缺水的农村打井；和养牛专业户谋划乳业发展思路。

吕日周被免职颇有点戏剧性：由他主持提出关于朔州长远发展的建市规划“北方案”，在经省政府同意后的实施过程中被突然勒令停工，随之吕日周就被免职（吕日周调离后，犹向上级呼吁实施“北方案”，使其最终得以实施）。

一时朔州干部群众相对愕然，一片喟然。有朔州百姓把当地古谚“两河夹一洲，清官不到头”改成“两河夹日周，一年不到头”，以此形容吕日周突然遭免职留下的疑点和遗憾。

人们普遍认为，吕日周被免职是因为他破坏了朔州官场的潜规则。

这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上面的陈述也是其佐证。但问题是，吕日周在原平县干了6年，对原平官场的潜规则破坏的更多，如前所说受到的抨击要大的多，对他的检查审查一波接一波，但最终有惊无险，圆满收场。所以仅仅用破坏官场潜规则是难以解释通的。恐怕还有另外的因素。

其中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就是吕日周到朔州后中国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总体上向“左”转了。其次，他在原平是县委书记一把手，而到朔州是市委副书记、市长，全市二把手，在中国官场，这之间的差别很重要。

吕日周在朔州时间虽短，但据说民间声誉很好。这应该和他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作风分不开。但老百姓的口碑对他的去留产生不了多少影响。

四、十年冷板凳

1990年2月，吕日周调任山西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当年11月，转任主任、党组书记。

省体改委产生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主要职能是围绕推进改革进行调研设计，从表面看对以改革著称的吕日周是一个适合的单位，但实际上主要限于建言献策，对像他这样的人来说显然不是发挥能力的理想部门。

从1990年到1999年，吕日周在省体改委整整待了10年，在某种意义上等于冷了他10年。而这10年本应是他大展拳脚的黄金时段。

但从另一方面看，吕日周这10年并未虚度，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他的另一种历练，不过历练的时间有点太长了。他在省体改委主任位子上并未舒舒服服地当官，而是先后跑了包括长治在内的山西一百多个县市搞调研。

从多年地方主政官员又回归调研老本行，看问题的视角和深度自然与以前大不同。1995年，吕日周在“山西内参”上发表文章说：“浮夸是改革的大敌”。

他在文章中用充满吕氏风格的语言说：“一定要将下面‘香喷喷’的经验、‘活生生’的行动和那些‘血淋淋’的事实、‘臭烘烘’的问题拿回来摆到桌面上。我们不需要那些吹起来的‘猪尿泡’、踩扁了的‘烂苹果’、官僚主义嘴里的虚套子和会计笔下的假数字。”

吕日周在多年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于1996年写成并出版了《山西省改革开放分析》一书。有文章说这本书无所顾忌地分析了山西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各种积弊，并提出了解决的出路。有人甚称这本书为“吕丁解晋”，形容他就像“庖丁解牛”一样解剖了山西存在的各种问题。这样呕心沥血的著作究竟发挥了多少社会功用，那只有天知道。

所有这些，也可以看作是默默地为他的复出做准备。

不少人以为吕日周就要在省里终老此身了。吕日周后来也对人直白那时的心境：“很多时候，我都会从半夜里突然惊醒，感到心是空的，脑是空的。难道我就将在这里终老此生？”

五、风起云涌的长治改革风暴

1999年下半年山西省委领导班子调整，这次调整可能给了吕日周一个机会。2000年2月，吕日周在坐了10年冷板凳后，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长治市委书记。

吕日周终于复出了！这是吕日周第三次出任地方首长。是年他55岁。1983年他以38岁的年龄担任原平县委书记，倏忽已过去17年。

从地方官场看，55岁的年龄出任市委书记已接近坐末班车。因此，不管吕日周有什么宏图壮志，如果不发生奇迹的话，留给他在官场上施展的时间是屈指可数了。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长治是晋东南的地级市，辖11县两个区，比朔州大得多。吕日周对这次出任地方主政官的机会非常珍惜，上任不久即把施政矛头首先对准长治官场的干部队伍。即治政先治吏。

他这样做当然是有道理的：彼时的长治官场最关心的是升迁而不是工作。当时长治政府机关一些干部一天的时间安排就是：早上睡懒觉，10点左右到单位，午饭时结伴到饭馆吃喝，下午泡桑拿，晚上搓麻将。

多年不见的同学见面后，重要话题就是官到了什么级别，科级还是处级？官员级别成了衡量人们成功的惟一标准。而另一方面与此关联的是，记者到下面采访却找不到领导。因为乡镇干部往市里跑，县级领导往太原跑，大家都跑官去了。

1999年长治县委原书记王虎林，两个月内竟突击提拔调整干部420人。此“批发官帽”的丑闻一时轰动全国。

2000年2月上任之初，吕日周在调研中发现长治拖欠教师工资严重，当即要求限期解决欠发教师的全部工资。两个月过去，各县宣称拖欠教师工资问题已经全部得到解决。

4月5日，吕日周到沁源县王陶村“暗访”，发现当地学校仍有23名教师3年未领到工资。吕日周于是下了通牒令——要求分管教育的乡党委副书记到次日中午12时必须全部补发所欠工资，否则就地免职。结果当天夜里就补发了所欠工资。这件事使他意识到，还有很多类似布置落不到实处的问题，仅凭他个人暗访是根本不行的。

吕日周到长治后曾多次被上访民众围堵，以至于进出不了市委大门。

有一回，他刚从市委办公楼出来，就被上访群众堵住。他看这阵势干脆就地坐在台阶上，对大家说：“排队排队，大家排队，我挨着谈。”

30多个上访者见市委书记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拉开谈的架势，大感诧异后随即依次排队向吕日周诉说：有的说伤害案件，有的说基层干部财务不公开，有的说基层干部超生问题。吕日周一一处理，一谈谈了两个多小时。

吕日周认为：“信访反映出来的问题，往往是社会矛盾最集中、社会冲突最尖锐最激烈的。解决这些问题，是为政者首要的任务。不解决，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就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点的问题变成面的问题”。

2000年3月27日，吕日周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市统计局强烈要求统计数据“挤水分”；一封给市信访局，强烈督促其转变工作作风，以最大努力解决好民众上访问题。

他给信访局的信这样写道：

“我不知道你们的人力如何，但不管怎样，从今天起，立即把市委、市府办公楼的一层设置接待上访人员的席位，进行登记、记录、接待；甚至可以在进门处，打上阳伞，进行接待。要热情、详细听取、记录，然后分类处理。最后，市里再组织、再集中集体办公，处理问题……你们的工作还要加强力度。没人，可以借、调人员；没钱，可以批点款；但没有很好听取上访人员的意见，就是你们牵头单位的责任。”

“你们的自逼机制是什么？如何督查你们？你们的创新机制又是什么？必须向媒体公布。一个多月了，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到你们的创新呢？请你们立即改变过去按部就班的作风。你们不可以秉灯接待吗？你们不可以凌晨接待吗？你们不可以在大庭广众的场合接待吗？你们不可以向全市人民发出通告，告诉人民有什么问题，到什么地方向你们反映情况吗？你们在‘三讲’中，又是怎样总结这方面不足和边整边改的？如上问题，向我汇报。”

市信访局负责人看到此信后大吃一惊：信访局是个什么单位？一直以来不过就是一个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过滤器，是地方政府及所属部门敷衍塞责的垃圾桶，现在可好了，新来的市委书记居然要把信访局变成一个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牵头单位”。

市委书记在信中既伸出橄榄枝，又大抽其鞭，使信访局负责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于是很快地，市委市政府大楼一层、各县委县政府大楼一层、市属局委办公楼一层都辟出来“秉灯接待”上访人员，并确立党政一把手为“信访第一责任人”，党政领导和职能部门联署办公，3个多月接待上访2000多人次，处理上访案件近千件。

但摆在吕日周面前更为重要、且带有长期性的问题是：如何治理整个官吏队伍？如何真正有效地警醒唤起懒官、庸官、太平官包括跑官之官，让所有官员和干部把精力放在工作上，放在发展经济和为民众办实事上。

吕日周采取了一种非常的治理措施：通过官方媒体公开政务，充分发挥媒体舆论对官员干部的监督作用。

发挥媒体舆论的监督作用这种提法并不新鲜，从上到下都提过，但由于心照不宣的忌讳鲜有实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段时间国内媒体比较开放活跃，涌现出一些针砭泼辣的言论，但对现任官员直接发挥监督作用的媒体还很难看到，而且八十年代末媒体言论就收紧了。

进入九十年代中期，除央台“焦点访谈”等个别栏目和像《南方周末》个别准官方媒体能发挥一些有限的监督作用外，绝大部分媒体都是四平八稳的正面报道。像地县性的官方小媒体更是循规蹈矩不会越雷池半步。

吕日周在长治这个地盘上首次打破了这种局面。

吕日周首先将监督属地官员的任务下达给《长治日报》——长治市委市政府的机关报。当时的《长治日报》社长王占禹和总编辑弓德旺发现自己竟成了全国最另类的报社社长和总编：市委书记逼他们去搞舆论监督。

于是长治所属各县（区）及市直机关的领导们也很快发现，有关他们的动态情况和评价，时不时就会出现在《长治日报》上：

如官员们下基层的情况及报纸跟进的“一般化”、“没法交待”、“下基层太少”、“要解决实际问题”等评语；如有关县和市直有关部门统计数字挤水分的情况、评价和跟进；如对有的县领导自罚工资、拍卖政府小汽车以解决拖欠教师的工资，进行登报公示并跟进；如因长治市卫生状况不好在媒体的穷追猛打下终使环卫官员被免职；连一些县领导无故缺席会议和市委大会上有关部门领导打瞌睡的情景也会如实通报……

《中国经济时报》载文称：2000年4月12日，《上党晚报》以《赌桌上捉住乡党委书记》为题，报道了壶关县乡党委书记在工作时间聚赌被警方查获的消息。当天吕日周批示：“抓住反面典型一追到底，全市人民展开讨论，怎么处理这个乡书记。”

《长治日报》于次日头版发表《这哪像个共产党员》、《农民最恨这种“官”》、《老百姓真不放心》等一系列跟进讨论文章。市纪委闻风而动，赌书记终被免职。

《中国经济时报》载文称：2000年8月，《长治日报》又在一版披露长治县东和乡机关上班时间“书记睡大觉、干部打扑克”的情状。接着《长治日报》联合4家媒体，对长治县20多个乡镇机关上班情况进行突击查访，连番报道轰炸。

在媒体的强力促动下，长治县政府开展干部作风大整顿，睡大觉书记受到严厉处分。

吕日周到长治上任市委书记10个月之际，有记者问他，这届班子最核心的方向是什么？吕日周回答：“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

充分发挥媒体对官员干部的监督作用，显然是“政府创造环境”的重要内容和举措。

2001年3月29日，《上党晚报》报道了壶关县店上镇山后河村因没有教师导致“27名学生流失了20名”的问题。

3月31日，《长治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出了吕日周对此事的批示（《上党晚报》当日也刊出）：

“秦来英副市长（当时分管教育的长治市副市长），贯彻西沟会议精神，没听说教育蹲点，你要带头、带动、带领！那就由你立即带上教委全部人马进驻壶关县店上镇山后河村蹲点‘三深’（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下同）7天。6点起床讲‘三个代表’（指时任总书记江泽民提出的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下同）的党课。”

“要查明此村发生此种严重问题的根源何在？责任人是谁？市政府如何采取果断措施，在全市范围内解决此类严重问题？教育系统又是如何贯彻西沟会议精神的？山后河村‘长期没有合格教师，27名学生流失20名’的严重问题，我却看不到任何一级党组织和政府的报告，可见‘三深’差距有多么大！”

“我感谢《啄木鸟》李慧良（李慧良当时是《上党晚报》的记者，《啄木鸟》应是《上党晚报》办的一个批评栏目）同志的文章，否则，这20名农民的后代可能成为文盲和科盲。工作要扎实，要落实。我们不是经常开教育工作会吗？可在山后河村，这一切等于零,‘春风不度玉门关’变成了‘落实不到山后河村’了！”

市委书记直接给分管副市长措辞尖锐的批示件，没有通过机关正常流程转给副市长本人而是在报纸上公开予以发表，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这事也只有吕日周这样的市委书记干得出来。

而秦来英副市长按《长治日报》发表的吕日周的批示当即赶到山后河村，一星期后问题得到解决。

事后秦来英说：“说实话，本来我心里有些怨气，认为吕书记不直接把批示转给我却发在报纸上，面子上下不来。但是一进村，一开村干部座谈会和村民大会，群众反映非常热烈，反映了村里许多令人震惊的问题，怨气当即就消了，而且给我的感觉是，我们不但应该来蹲点，而且来得太迟了！”

这在长治市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

《中国青年报》载文：山后河村的问题引发时任长治市教育局长范长喜的深思联想，他随后布置下发了1.5万份问卷，收集梳理了诸如教师短缺、教育质量差、民办转公办、危房改造等14大类300多个问题，逐一进行解决。解决了4000名穷孩子的上学问题。

2001年长治市各种渠道筹措资金1.4亿元，对全市837所中小学危房进行了新建和修缮。次年国家教育部还在长治召开了“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现场会”。

吕日周对媒体的监督懈怠非常敏感，不允许出现“走下坡路”的情况。

2001年12月23日《长治日报》头版全是赞扬本届政府的正面报道和会议报道。吕日周看到后，在头版上批示：

“从这张报看，长治没有问题，大家都是好东西。可爱的总编：你们骗得我多高兴，长治形势好得没问题，不需要监督。卢书记（当时长治的市委副书记）：先宣传部，后报社，传达我的意见。这张报纸走下坡路，办报人的旧思想旧病复发了，又走上官僚式道路。”

“把官放在前，民放在后；会放在前，事放在后；吹放在前，揭放在后。不深入，不研究，不分析，照搬照登，何其省脑、省心、省力。如再不纠正，谁看这张报？不在办报上下工夫，只在卖报上喊嗓子，是笨人！活人办死报，整顿一星期，清退无能者，大范围吸收人才！”

吕日周又在该天《长治日报》二版头条《市林业系统发场艰苦奋斗精神大打城市绿化硬仗》的标题下用醒目大字批道：“都是好的，没有差的，这是麻醉剂、麻醉报！”

吕日周的批示对《长治日报》当然震动很大。随后该报社长和总编在报社干部会议上做了检讨，反省、总结出报社工作中存在的六大问题：“懒人办报、庸人办报、好人办报、老观念办报、被动办报、无为办报。”进行了自我整顿。报社内部又重申了吕日周交待的宣传报道原则：“要群众在前，领导在后；市场在前，官场在后；基层在前，上层在后。”

吕日周公开表态：“在长治，不允许有不接受新闻监督的单位，不允许有抵触监督的个人，不允许对舆论监督有弄虚作假行为。”

《中国经济时报》载文称：2001年一年，长治全市五家新闻媒体共发表批评报道377篇。其中揭露干部腐败和违法乱纪行为的占30％，反映领导机关和干部作风的占25％，批评社会不良风气和行业不良风气的占25％。

长治市委办公厅提供《南方周末》记者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3月10日至2002年9月23日，吕日周对《长治日报》和《上党晚报》批示274次381条（另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撰文说《长治日报》总编辑提供的资料表明，截止到2002年9月，吕日周对长治媒体批示400余次）。长治的媒体单位，在吕日周的强力推动和全力支持下，不断释放其监督和鞭挞干部队伍的舆论能量。

吕日周不仅要求长治属地媒体要搞好舆论监督，而且欢迎长治以外的媒体对长治开展舆论监督。吕日周似乎不担心不忌讳外面抹黑长治，更不怕那些别有用心者“递刀子”。反而认为“自己家里老鼠多，自己捉不过来，请外面的猫来一起捉”。

在他的推动下，《长治日报》数次发文邀请和欢迎中央、全国新闻媒体监督长治。《长治日报》不仅及时转载外面媒体对长治的批评报道，而且积极回应，进一步跟踪反馈。

长治舆论监督的本质是政务公开，而政务公开和舆论监督又相互为用。

长治市委书记办公会纪要、市委常委会纪要、党政联席会纪要、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纪要等全部要在《长治日报》上公开发表。《长治日报》上会不时出现吕日周和市委常委们会议上的尖锐批评与自我批评内容。

此举很厉害！它在一定意义上打破建国以来政治运作的神秘性，将领导们的政治决策、政治生活场景通过媒体前所未有地端到民众面前。

吕日周的政治公开还包括让“市委大院拆墙透绿，当公园随便进。”

在吕日周的力主下，市委大院不再是以往市民望而生畏、戒备森严的官场象征，而是被拆成了公共场所和人人可以自由进出散步的公园。市委大院里面有花坛、草坪、石雕可供休闲。拆开后还养了400只白鸽，在大院四处徜徉。大院门外人行道安放了十几种健身器械供民众健身。

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目击：“在长治市府中心大楼的四周，我们看到儿童在荡秋千，看到姑娘在喂鸽子，看到庆祝校庆的中学生围成一圈大唱流行歌曲。在这个政府大楼前的公众乐园里，我们徘徊良久。在两块大石头边留了影。这两块石头，一块刻着‘公开’，一块刻着‘放开’”。

吕日周通过《长治日报》放言：“四级干部都公开，谁不公开谁下台”。

长治公开政治的另一重要做法是：长治市、县（区）级领导以及市、县两级所属各委办局领导，甚至乡和街道办事处及以下负责人都要定期不定期地与民众在广场上、电视台上进行公开对话（据市信访局统计，截至2002年3月，从解决民众信访问题的角度，市直属委办局和相关单位组织对话54场次，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2980条，现场答复2723条，其余问题落到有关部门限期解决；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0年吕日周上任以来，长治市、县级领导以及两级所属各委办局领导和民众先后对话数百次）。

2002年8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载文说：“现在的长治，平均每个月都有两、三次政府和公民的公开对话。上到市委书记、市长，下到街道居委会主任，都必须不定期走出办公室，直面城乡的公民，接受他们的质询，并就问题解决做出具体承诺。长治的广场对话在规模大时，有数千人参与，但从来秩序井然，不曾发生过混乱”。

长治的“广场对话”在不少人看来是“石破天惊”。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吕日周任原平县委书记时就曾推动官员与民众进行公开对话。

1987年中共召开的十三大，将官员和民众的公开协商对话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提了出来。政治公开也包括对民众敏感的党政日常事务、涉及官员待遇的项目进行公开。

长治市委要求长治各级领导干部职责公开、花钱公开、信访处理结果公开，领导干部住房、用车、出差、看病、批条、用手机等情况完全公开。

干部任用公开，在某种意义上是政治公开的焦点。据2002年8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载文：长治先后六次对市卫生局长、郊区区长、平顺县长等１１个正处级领导职位进行公开选拔，还用民主选举的方式选拔了防爆电机厂厂长、长治轴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日周的铁腕使长治包括报纸、电台、电视台在内的媒体破天荒地成为中国政界舆论监督第一的系列媒体。

据有关资料：几年下来，仅《长治日报》舆论监督就涉及市级干部35人，县级干部106人，科级干部319人，一般干部150多人，其中开除、警告、撤职、免职、降职、经济处罚的269人，有15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002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撰文：2002年1—6月，有580多位观众或听众把电话打进市电视台或电台直播室，反映问题656件，其中解决落实480件。两年多来，长治各级新闻媒体播发批评报道近2000篇，批评大小干部1000多人次，160余名干部丢了乌纱帽。

《中国经济时报》撰文说：从2000年到2001年8月，长治共查处案件1651件，处分党员干部1593人，其中县处级33人，115人被开除党籍，24人移交司法机关，追回经济损失900多万元。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2001年民众“赴省上访率”比上年同期下降84％。山西省委专门为此通报表扬。

有识者认为，吕日周在长治实行的是‘威权＋公开’政治；也有人认为，不管是“威权政治”还是“公开政治”，对吕日周而言，都是一种手段，核心还是工作效率和成效；还有人认为，吕日周实际上选择了一套现成的制度安排，以此来发动、推动乃至于逼迫他认为“懒惰”的官员们。

这些说法都不无道理，但真实的吕日周应该是这些说法的综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吕日周是春秋时郑国政治家子产和明朝政治家张居正的现代版结合体。

子产当郑国国相时公开“刑书”，将其刻在大鼎上公之于众，是当时的一种施政公开；明朝万历皇帝的首辅张居正既利用又“鞭笞”现有官僚队伍，提出“急公进取”，黜懒奖勤，推动从上到下的官吏为大明朝不懈工作。

不管怎么说，经过朔州当市长的挫折、又经过省体改委10年“冷板凳”的磨练，吕日周的确比以前“成熟”了，懂得了在中国官场上自我隐藏和保护的重要性：

他面对采访记者曾多次强调，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自己的东西，只不过是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中央的精神。比如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缓解干群矛盾、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发展民营经济等等，都是中央提出来的”。他的作用就是“认真落实”并要求下属也 “认真落实”。如此而已。

吕日周抓官治吏的另一重要修炼课是当好“带头人”。他深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古训。

时间进入21世纪，但他一个堂堂的市委书记不嫌掉价，经常骑自行车到基层调研，深入老百姓家中了解情况并时不时就住在百姓家里。

长治市委办公厅的统计数字是，2001年吕日周下基层209天，其中住工厂、学校、农家86夜。据说吕日周一年骑自行车下去行走1000多里。吕日周对自己为什么骑自行车下去的行为给出的解释是：“长治是革命老区啊，老百姓平时都是步行和骑驴，能骑自行车都算是洋气的了。我要在深圳，当然不可能去骑自行车。”

吕日周到长治不到两年，全市146个乡镇就跑了135个。2001年岁末，在全国煤矿事故接连发生的情况下，吕日周到沁源县晋阳煤矿检查工作，他沿着只有2尺高的坑道，下到600多米深的井下探视。这一举动打动了不少矿工。

他和农民一起过年，他请工人一块吃饭。吕日周到长治后曾提出一个有人称之为“核心口号”：“干部必须重新回到人民中去。”他力求以身作则地做到这一点。

吕日周在长治打破常规的领导作为取得明显社会成效。《南方周末》记者撰文说：在短短2年多时间内，长治的“经济发展速度、社会安定程度和城市面貌，都有了极大改变。”

2002年10月7日，《长治日报》公布了《中共长治市委组织部关于吕日周、张兵生（时任长治市市长）实践“三个代表”群众民主测评情况的通报》。通报显示，在10次共14961人的测评中，吕日周的满意票为13912票，基本满意932票，不满意63票，弃权54票。

据说吕日周对这一测评结果颇为得意！

但针对吕日周的暗流始终没消停，始终在涌动：

有人认为吕日周亲力亲为的深入基层是在“作秀”，在谋求“政治资本”；有人认为吕日周“官瘾很大”；不少人认为吕日周的行为明显就是为了升迁；有长治官员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感慨，老吕来长治这两年，老百姓很欢迎，当官的可“累坏”了；有长治干部批评吕日周把《长治日报》办成了“大字报”；有长治官员抱怨，吕日周所作所为就是“扰官”，“折腾官”；不少人认为吕日周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官场游戏规则”，是难以持续的；太原有多位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吕日周依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是一个政界“异类”；而吕日周也向人坦承，他在长治“一度非常危险”。

据说吕日周对“有争议”和“异类”这种评价颇为愤慨，但更多的是无奈：“就因为你与他们一些人不同，你没有遵守某些实际规则，你就被称为‘异类’，被称为‘有争议’，而在现实中，有争议往往就是一种否定。‘太平官’什么事都不干，反而往往能够升迁，这岂非咄咄怪事？”

吕日周对待一些问题其实颇为清醒，也看得很透。正如《南方周末》记者文章所言：一方面，吕日周承认自己在长治的作为所以能够强力推行，是因为拥有上面所赋予的权力，拥有决定下属官员“乌纱帽”的权力；另一方面，他又从本能上希望，这种权力在来源上应更多一点下面的因素。

他甚至提出，“谁能决定干部的命运，干部就对谁负责。”所以他很看重“在党内民主测评基础上增加群众民主测评关”。

经吕日周之口说出来的“谁能决定干部的命运，干部就对谁负责”的观点，实际上说出了权力的经典原理：权力的来源决定权力的运用，谁赋予权力就对谁负责。

吕日周因此也力图推动长治治理走向制度化，以防止人走政息的局面发生。

比如在政治监督方面，后来在吕日周的倡导启动下试图由新闻舆论监督走向五大监督联动。即：

长治市委市政府开展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人大领衔实施对政府部门的法制监督；政协联络各界对政府实施民主监督；民主党派对政府部门及政府部门的党员实施民主监督；继续加强新闻舆论监督。

按吕日周的设想和部署，五大监督的核心和根本是民主监督和的法制监督。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产生。2003年2月，吕日周荣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他以498票当选这个位置。

从2000年2月到2003年2月，吕日周，一个以地级主政首长力推“新政”的市委书记，终于比较圆满地划上了的句号。

六、一点遗憾和希望

有点遗憾的是，虽然吕日周心心念念要使打上他个人深刻烙印的长治治理走向制度化，但据说在他走后，长治还是“故态复萌”，包括他最为着力和心仪的舆论监督也无疾而终。